鸿道投资孙建冬：新旧世界转换中的危与机

北京鸿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伙人、投资总监 孙建冬

2019年10月，我撰写了《新世界(600628,股吧)、新蓝筹与新的投资方法论》一文，提出经济大趋势已转向长期通缩，进而对中国股票市场投资的方向转变及相应投资方法的转变提出了相应的观点。

由于篇幅有限，前文没有从全球的框架和历史的角度分析长期通缩趋势的成因，考虑到国际秩序和体系是经济与政治军事内生结合的整体，前文也没有从国际政治的角度和西方发达国家国内政治的角度进行体系化分析。

基于对全球政治经济与人口变化长期变量和趋势的分析，我们认为，现在全球正处在新旧世界的转换期，正在来临的新世界，从世界经济上看长期通缩是趋势，从国际政治上看，西方发达国家和上游资源国无论国内政治还是国际政治，两极化与冲突是主要的趋势。通缩、分裂、动荡将成为新世界的基本特征。

本文总体的定位是基于较长期的历史视角，尝试综合政治经济军事的整体框架做一些实证研究。文章论述的重点不在新世界“应该怎样”的规范研究，而在于回答新世界更可能是怎样，新旧世界的转换对中国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中国相应需要回答并解决哪些重要问题的实证研究。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关注的重点是长期的一些趋势特征，而非中短期的阶段波动和变化。以世界经济为例，近期中美联手进行大规模财政刺激可能在二三个季度的时间阶段快速拉高中国的物价水平，但这并不改变新世界长期通缩的基本趋势和力量。甚至，与过去经典经济学的常识不同，本文的下半部分会探讨，货币财政化（MMT）与长期通缩间歇性地在一段时间里并存也许会成为新世界一种特有的政治经济现象。

一、旧世界的特征、核心矛盾及解决方案

（一）旧世界的时间阶段

如果相对忽略冷战至苏联解体两个阵营对立的线索和图景，旧世界是一个“一超多强”、“Pax

Americana”的世界。为方便区隔和论述，我们把旧世界分为旧世界1和旧世界2，前者是从1945年布林顿森林货币体系建立直至1971年体系崩溃，而旧世界2是从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后基辛格穿梭外交的成功直至2017年美国新政府的成立。

（二）旧世界2“Pax Americana”的核心特征：美元发钞机制和铸币税

抛开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等著作对各方面原因洋洋洒洒的论述，归根到底，世界历史上帝国的衰落在于维持或扩张帝国的边际收益抵不上边际支出。

边际支出上升的核心原因在于随着时间的推移，难以遏制的军事技术和生产技术向竞争对手的扩散效应。以罗马帝国中后期为例，随着长时间的学习效应，罗马军队在北部边境的战争就日见艰难。

边际收益增长停滞的核心原因在于在过去两千年的世界历史中，体系领导者收益的征收会遇到机制、规模、效率、社会组织治理能力的整体瓶颈。即使对于中国这样大一统的单个民族为主体的帝国，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和《中国大历史》始终强调明帝国无法建立以数字管理为核心的现代社会管理。存在整体性瓶颈的情况下，即使有张居正以白银本位为核心的一条鞭法改革，最终也解决不了问题。

相比起来，美元法币和美元承担全球储备结算功能是世界历史上出现过的有效率、相对于罗马货币单向流动的收税制，美元发钞机制和铸币税打开了收益规模的天花板从而也更能支持体系中领导者与其它所有国家的增长空间。

（三）以政治军事安排为基础解决美元“特里芬”悖论是旧世界2得以运转的核心

美元发钞机制最大的问题就是著名的“特里芬悖论”：世界各国要持续增长就要持续获得更多的美元流动性，而这需要以越来越大的美国贸易逆差或资本输入为条件；可美国越来越大的贸易逆差会动摇各国对美元的信心，最终导致美元体系难以为继。

从这个意义上看，旧世界2确立的不是在布林顿森林体系崩溃的1971年，旧世界2的最终确立是第四次中东战争后，美国以主导阿以和平和阿以均势为长期的政治军事筹码，中东阿拉伯产油国将“石油美元”再回流美国资本市场实现的。通过石油价格的上升和美国石油贸易逆差的扩大，石油成了创造美元货币和信用的载体和工具，而石油美元回流美国国债市场又构成了美国贸易项加资本项的总平衡，维持了美元的长期信用。当然，从这个角度也可理解冷战时期欧洲美元回流美国与1991年苏联解体后欧元的建立。

总之，美国贸易逆差的持续扩大与顺差国美元回流美国资本市场构成了旧世界2经济增长与美元信用稳定相对完美的闭环。

由此可以看出，旧世界的美元发钞机制并非简单的全球金融机制的安排，美元发钞机制是一个金融、政治、军事的不可分割的体系。体系中领导者收益与风险是对称的，经济金融的利益与政治军事的责任义务也是对称的，环环相扣，互为条件，互为一个硬币平衡的两面，缺一不可。因此，只有美国承担足够大足够多的国际责任和国际义务才能从根本上维持旧世界美元发钞的制度安排。凡是破坏美元海外信用创造与海外美元回流的基本因素都将成为瓦解旧世界的基本因素。

二、推动旧世界向新世界转换的三大因素

科技和人口是影响和决定世界政治经济体系最重要最长期的两个根本因素。此外，改革开放的中国与全球化的兴衰是这次新旧世界转换的一个重要因素。

（一）指数化增长的科技进步总体看构成了长期通缩的力量

以石油为例，科技进步会推动几年后石油的价格趋向到一个化工原料需求为主的供需价格水平上。

从需求的层面，新能源汽车性价比指数化的上升加上智能驾驶和云办公对汽车用量的持续性减少，五年左右新能源汽车对汽柴油的需求替代会到一个有显著意义的阈值。

从供给的层面，以单晶光伏为代表的新能源性价比的指数化上升也形成供给层面对传统能源的更低价的替代。

几年后，全球的石油总需求会出现永久的不可逆的趋势性下降。尽管现在20多美元的布伦特油价在消灭掉一部分高成本页岩油产能后会反弹，但基于边际供给曲线的陡峭形状，几年后，全球总需求趋势性下降后，石油价格会跌到一个远低于现在石油价格的水平。

石油科技指数化进步近期对旧世界的瓦解力量更体现在美国页岩油技术的兴起和页岩油生产的持续扩大上。页岩油技术革命发生在美国，加上特朗普共和党政府对石油开采和环保的政治态度，在沙特发动价格战之前，美国日产石油已经达到了1030万桶。美国不仅从石油进口国变为出口国，在沙特限产的情况下也成为世界第一大石油生产国。

美国页岩油成本的下降与产量的持续扩大已经从进口量和对价格的影响两个方面彻底打碎了石油美元的创造机制，动摇了旧世界的基础。

全世界最了解石油市场和原油供给曲线的国家估计非沙特莫属。对石油的中长期趋势，沙特应心知肚明。也许，对沙特而言，短促猛烈的石油价格战是必要的“哈尔科夫反击战”：尽量多维持几年石油价格相对高的时间，为大规模减持沙特阿美的股份提供相对从容些的时间窗口是沙特的国运所在。这次沙特发动石油价格战，项庄舞剑，受伤最大的是美国2500亿美元以上的石油高收益债券和高成本的页岩油产能。不维持一段低价时间彻底打掉相当一部分美国页岩油产能，因疫病提前收缩了全球中期的总需求，未来沙特维持油价相对高位的时间之窗会更短，减持沙特阿美的工作更难完成。沙特发动价格战之前，当时估计新冠疫情可能导致全球石油日需求下降在700万桶以上，而美国还在“美国优先”，继续扩产。在哈苏吉案未了的情况下，沙特发动价格战，可见沙特已经到了不得不战的地步。这一战也是事关沙特国运的一战。由此也可见旧世界中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政治协调、政治互信缺失的现状。

分析科技对就业的影响，人工智能对就业的替代是一个更长期且不可逆的通缩危险。如果说，2001年中国入世以来，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导致了欧美尤其是美国铁锈地带蓝领工人的失业，并带来了全球民粹主义趋势性上升的大趋势。那么，人工智能对大量行业、不分国家地域的白领职员的就业替代影响面会更大。理论上，只要工作可清晰定义、重复度高都可被人工智能替代。证券交易员行业大量被机器替代就是一个残酷的例子。就像阿尔法狗战胜李世石之后，人类棋手与机器的差距不可逆的越拉越大，一旦替代发生，一个行业被人工智能的替代就是永久且不可逆。

总体来看，尽管智能汽车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本身会创造新的就业需求，但这种就业需求的体量与传统白领行业不可比。而且，随时间推移，工作性质与流程描述变得清晰，这些新的就业需求也可能部分被机器替代。

（二）人口和宗教人口结构：新世界最大的变化力量和最刚性的冲突因素

1.生育率长期低迷的政治经济影响

生育率下降是欧美发达国家和中国都面临的严峻问题。除了美国的生育率数据稍好外，西欧发达国家白人家庭的生育率堪忧，亚洲韩国大城市化之后生育率几乎全球最低，日本的低生育率在政府用尽各种办法后仍无起色，中国在放开二胎短期脉冲后近一两年新生婴儿数大幅下滑。

生育率长期低迷的经济影响体现在三方面。首先，这构成了长期通缩的力量。第二、赡养比的恶化导致西欧国家高福利的社会制度难以为继。与美国“三根支柱”的养老金制度相比，欧洲“即收即付”的代际支付养老金制度与不发达的股票市场成为更难持续的组合。第三，重要的是，生育率长期低迷长期导致负利率之下传统的货币政策趋于无效，财政货币化成为大势所趋。

2.人口结构的变化：一人一票制面临历史性的挑战

人口结构的变化将构成对西方发达国家现行政治制度不可逆的巨大冲击。

除脱欧之后重树篱笆的英国之外，美国和其它西欧国家不同民族生育率的巨大差异将打破各国内部基于选举政治的政治力量对比。

（1）美国：两党平衡与自由资本主义被打破的前景

美国2016年的总统大选是事关美国政治生态的关键一战。奥巴马政府八年执政时期，外来移民相对较高比例被安置在了摇摆州。如果2016年民主党赢得总统大选，一方面，大量移民和非法移民会继续涌入美国，另一方面，合法的外来移民继续被安置在摇摆州，两党长期以来的政治平衡当即就会被打破。从美国拉美裔新生儿数量超过50%的时间点看，即使共和党赢得后面一两届选举，随着时间推移，大的投票对比形势依然明朗。两党平衡的政治生态被趋势性打破只是时间问题，留给政治改革的时间并不长。

与欧洲相比，美国的幸运之处在于，美国目前的少数族裔，无论是拉美裔还是非裔和亚裔对于美国主流文化价值观及宗教认同还是比较高。有可能，即使现在的少数族裔成为投票的绝对多数，即使两党平衡不再，美国新教伦理的自由资本主义核心还在。否则，如果美国全面转向福利国家，甚至转向“多数人的大政府”，长期看对于全世界对于中国绝非幸事。

（2）西欧：“政治正确”的一人一票制面临根本性的挑战

人口结构对西欧国家构成了两方面必然发生的根本性冲击。一方面是旧世界资源国财政崩塌后十倍于今的难民问题，更大的挑战是西欧国家内部穆斯林选民占合法选民绝对多数之后的国家根本走向问题。

叙利亚战争等导致的少数国家的难民问题就已经让西欧国家内部纷乱不已，政党出现了更换的苗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石油资源国家原油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财政支出预算平衡对应的原油价格一目了然，从80美元到30、40美元。如果不远的某个时点，原油价格趋势性地跌破20美元，资源国财政难以为继，国内大动荡，出现数倍甚至十倍于现今的难民问题，欧洲国家将如何应对和自处？

从历史经验与白人选民的民心所向来看，极右或极左的民粹主义政党执政是大势所趋，难民政策也会发生大逆转；当然，最近有一些苗头，也不排除现有执政党更换领导人和纲领，保留执政地位。然而，即使如此，对于法国等目前穆斯林占人口比例较高的国家，基于人口结构自然增长的巨大差异，离国内穆斯林占选举人绝对多数的时间并不长。非洲国家已有“子宫革命”及国家转向并引发战乱的先例。这一问题并非现有政党的更替可解决。欧洲国家“政治正确”的“一人一票”制将面临不可回避的挑战。

（3）以罗马共和国为鉴，从历史看未来：“一人一票”民主制的历史变迁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以史为鉴，或许可见未来西方政治制度的变化及影响。就民主与公民投票权而论，民主与公民投票权既不是从来就有也非一成不变，经济政治军事的客观变化和客观需求推动了制度变迁。

罗马经历了王政、共和国和帝制三个时期。罗马共和国是罗马帝国最有活力和扩张力的时期，罗马共和国是混合了君主制、贵族制（共和制）与民主制的混合政体。当年，美国制宪会议几位建国之父在设计美国的政体时对罗马共和国政治制度就有诸多借鉴之处。梳理罗马共和国政治制度尤其是公民投票权的变迁可给研判新世界提供一些帮助与启发。

罗马共和国其政治核心和政治中枢是SPQR（SenatusPopulusQue Romanus），即“罗马元老院与人民”。

罗马共和国首先是罗马元老院。相当一段时间之内，罗马元老院基本上是贵族世袭制。元老院主管罗马的财政，事实上监督了整个罗马的法律实施状况，元老院体现的是强大的贵族寡头政治。

罗马共和国的“人民”本意是指罗马公民，这跟今天西方现代民主制意义的人民不是一个概念。罗马没有普选权这个概念，只有罗马公民才有选举权，重要的是，并非所有罗马及拉丁同盟的男性自由人都是罗马公民。甚至，公元前88年同盟者战争结束之前，占罗马军队数量三分之二的意大利士兵在罗马也没有任何政治权利。至公元前63年，散布于首都和意大利各地及罗马行省的罗马公民仅约为100万人。此外，根据公民财产等级的不同，公民的投票权份量和投票顺序也不同。因此，公元前287年《霍腾西阿法》出台后，尽管罗马的混合政体中只有平民大会（ConciliumPlebis）才能选举国家官员，只有平民大会才能通过或否决法律，但是，公民权的界定和扩大始终是罗马政治体制发展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罗马的历史也一部罗马公民权不断界定和扩大的历史。公民权的问题如此重要，以至于英国的罗马史专家玛丽.比尔德爵士在其论述罗马为何长久地维持了其领导地位的名著《罗马元老院与人民》中提出，罗马历史的终点不是公元337年君士坦丁皇帝临终时皈依基督教，也不是公元410年罗马城被西哥特人洗劫，而是公元212年卡拉卡拉(300773,股吧)皇帝决定让每一位帝国内的自由居民都获得了完整的罗马公民权，消除了征服者和被征服者间的差异，完成了从将近1000年前开始的扩大罗马公民权利和特权的过程。

存在即合理，合理也是现实的。从历史的视角看，帝国扩张的客观需要是罗马共和国中后期罗马公民权扩大的根本推动因素。在罗马，只有罗马公民才需要服兵役。直至马略建立职业军队的改革之前，只有具备一定财产的人才可以服兵役，符合这一条件的人被称为assidui，也即拥有服兵役资格的人。在共和国的中期，如第二次布匿战争时期，罗马用25个罗马军团就可以最终取得对汉尼拔这样强敌的胜利。但是，到了共和国后期，帝国扩张的规模和罗马敌国的战争学习曲线导致帝国所需要的含更多重装步兵的罗马军团的数量跟之前已非一个级别。只有扩大公民权、只有保护军队中步兵（大都是罗马的自耕农）的经济利益才能保证帝国军事扩张战争的胜利，从而才能持续给帝国带来经济利益。

从格拉古兄弟的农地改革开始，马略、凯撒推动的改革一直沿着此轨道在进行。格拉古兄弟、马略、凯撒的平民派与苏拉、庞培的贵族派之争是罗马的基本路线之争。路线之争不是请客吃饭，路线之争伴随着动荡和冲突。路线之争最终以军阀与贫民的结合、以凯撒对庞培历史性的胜利而尘埃落定。罗马共和国的成功推动了罗马的持续扩张，驱动了公民权与军队的变革，最终罗马共和国也成为自身成功的一个牺牲品。

按戴维.格温的观点，独特灵活而复杂的罗马共和国制度既认可每名公民在政府事务上的发言权，理论上公民大会是罗马最高权力机构，但罗马又不是一个民主国家，在实践中实权又控制在贵族群体手中，“罗马共和国由元老院和罗马人民进行统治，非常符合这一次序”。

西方的政治评论家也越来越关注民主制的问题。此次疫情期间，美国保守派评论家大卫.布鲁克斯在《纽约时报》就提出：“现在大家把民主奉为神圣的信条，殊不知建国之父很少谈民主，他们是以共和的原则来建构国家。民主与共和的一大区别在于，民主相信多数人，共和则对人性高度不信任，要设计一套制度来抑制变幻不定的人性可能带来的破坏力”。

由古视今，西方政治制度和“政治正确性”都是相对的，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将因经济军事的历史性变动而变迁。今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否会突破过去“政治正确”的一人一票制，我们不得而知。对于在过去几十年承平日久、岁月静好环境下成长起来的西方老一代政治家，是否有足够的历史视野和政治韬略来承担历史的挑战，我们也不得而知。也许，这是摆在奥地利总理库尔茨这样新一代欧洲政治领导人面前需要解决的问题。不管过程与结果如何，这是一个关系到新世界政治经济军事基本图景的核心问题，从历史经验看，这也是一个充满了动荡、冲突的过程。

（三）中国改革开放与入世的全球化红利：全球范围内创造美元流动性的重要途径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世界历史上一次伟大的影响深远的增长。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入世既有通缩的因素又是重要的创造美元信用的力量。

对于美国国内，当大家讨论格林斯潘时代以来“无通胀的增长”，讨论菲利普斯曲线失灵之时，低成本的中国商品成为压制通胀的长期力量是相当重要的原因。

在全球范围内，与石油美元相类似，美国对中国的经常项目贸易逆差与中国购买美国国债构成了另一条创造美元流动性的途径。

值得忧虑的是，全球政治贸易环境正在发生大的变化，中国入世的全球化红利长期趋降。如果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定得以实施，基于经常项目与非经常项目贸易条件的变化，美方对中方的贸易逆差将大幅度缩小。此外，科技的进步与美国国内税收条件的优惠也会带动美国公司制造业的回流。过去二十年来中美创造美元流动性的重要渠道面临长期收缩的风险。

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失灵与制度变革的粘性

从历史经验和一般规律看，科技进步往往伴随着财富、权力和信息集中的趋势。旧世界能否向新世界平稳转换，国家层面对利益集团的限制、对财富的二次分配就至关重要。

以美国为例，对全球化红利的二次分配、对互联网巨头垄断地位的监管和限制存在缺位，这导致财富与权力（包括信息）过度集中在头部企业和少数人层面，从而引起政治上的极化与分裂。

二十世纪前后，美国政治法律制度变革的弹性尚清晰可见。十九世纪末，工业革命中兴起的托拉斯组织既推动了生产力的进步又带来了重大的社会经济风险，美国1890年颁布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1914年颁布了《联邦贸易委员会法》和《克莱顿法》。1911年的美孚石油公司和1983年的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相应根据反垄断法案被拆分。1998年微软反垄断案也是重要的判例。

反观近二十年来的美国，尤其是民主党奥巴马政府执政的8年，硅谷和华尔街的全球化联盟成为最大的受益者，聚集了越来越大财富、权力与信息的大科技公司并没有受到实质性的制约。

从收入和财富分配的角度看，对于政治传统崇尚小政府的美国，一次分配遵循市场化原则，但是，科技进步加速推动财富集中在客观上要求政府在二次分配中承担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然而，自里根政府推行供应学派经济学以来，美国政府在二次分配中的角色与作用反而相对在淡化。

中产阶级受创，贫富差距拉大导致了国内政治的极化与分裂。过去，传统政治的基本策略是拿住基本盘的情况下争取中间派，而两极分裂社会的有效策略是更激进地鼓动基本盘，以至于温和的建制派式微，极右极左民粹主义兴起。这导致国家内政和外交左右大幅摇摆，政策的一致性、连续性、稳定性受到冲击。

如果说，过去二十年，美国没能解决好全球化对国内不同地域、行业、阶层带来的贫富分化的冲击；展望新世界，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科技对权力、对贫富分化、对中产白领阶级冲击的深度和广度将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反垄断制度和二次分配制度如何在可操作的政治框架内因时而变、因势而变，这需要莫大(博客,微博)的政治勇气和高超的政治智慧。

四、新旧世界转换的风险与挑战

如果说，过去四十年旧世界的主基调是和平与发展，如前所述，长期通缩的全球经济、西方国家分裂对立的国内政治、趋于冲突的国际政治关系将成为新世界的基本特征。无疑，新旧世界的转换期将是一个充满了巨大的变数与动荡的过程。

尽管历史进程不可确知，历史可能会非线性加速，但我们希望，新旧世界的转换是一个相对渐进的过程，这样能为各个国家政治经济制度改革和国际关系体系的调整协调留出时间和空间。

不过，正如历史上多次发生的那样，有时，预料之外的外力往往会加速历史变化的进程。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会不会成为加速新旧世界转换的推手？这取决于欧美国家新冠疫情爆发和最终受控的时间。如果欧美国家的新冠疫情能在今年年中左右见高点，且后续疫情没有长尾复发的系统性风险，那么这次新冠肺炎可能只是带来一次全球经济的中期阶段性衰退。如果疫情失控，那么疫情将触发经典的三阶段冲击：流动性危机——信用危机——经济危机。果真如此，世界经济有陷入萧条和长期通缩的风险，国际政治关系和国际政治秩序也将因此而变，新世界也许将提前来临。

从辩证的角度看，变化和冲击并不一定导致风险，更不一定导致危机，只有对变化和冲击在思想认识和行动上还远未做好准备才会导致风险。

从一般意义上看，制度与策略的变化跟不上时代变化的要求来自于两个方面。首先，科技的变化和人口的变化是指数化的，而认识水平与既得利益以及由此决定的经济政治制度的变化却有粘性，尤其对于基于普选代议民主制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变化的粘性与不确定性就更大。

同样重要的是，在战略与战术配合衔接的层面，面对新旧世界转换的大变局，国家政策的变化应是体系性的和持续性的，但受制于主客观种种因素，政治领导人往往做好的难度很大。以特朗普政府的中东政策为例，特朗普政府前期有两个重大的变化与调整: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迁到耶路撒冷及美国从叙利亚退出。从美国长期平衡阿以的中东外交政策传统，从过去美国保持对中东的军事影响力的传统政策看，这两项政策都是颠覆式的于无声处听惊雷的政策调整。从战略层面可以理解，这是美国应对中国崛起，转移战略重点、重返亚太在中东进行的政策调整。在战略上，这也许也是为应对新世界的来临与中东产油国“脱钩”的前奏。不过，特朗普政府在中东过急过猛的政策转向引起了反效果。政治互信的危机背景下，沙特发动的石油战加剧了美股与全球风险资产的下跌趋势，引发了全球流动性与信用的收缩。特朗普政府面临经济危机的风险而自顾不暇，甚至要更深地在经济政策上与中国合作，战略转身反而导致了战略上的反向效果，迟滞了战略调整的过程时间，改变了战略调整的路径。当然，历史路径和结果是开放、非决定论的。辩证的看，沙特的价格战某种意义上也可理解为沙特试图“反脱钩”、“再挂钩”的举措，美国把沙特拉出欧佩克+，建立美国沙特的产油国新联盟也未可知。不过，本文此处的重点不在于猜测重大国际事件的结果，而在于强调政治领导人做重大决策需要注重政策的整体性与战略战术的互动配合。

新旧世界的转换对中国也构成了长期的挑战。对中国而言，新旧世界的转换期“危”与“机”并存，危中有机。

相对于新世界的几大核心风险，中国有制度优势，有相对单一的人口结构和长期大一统的文化历史传统，有相对完整的世界工厂产业链，最受益于全球上下游产业链价值的重新分配及相应的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有对社会二次分配和扶贫的高度重视。只要我们稳住阵脚，基于对世界格局变化大趋势的洞察提升开放的层次，在几个核心的问题和方面做好顶层设计、推进改革创新，对于中国而言，新世界的机会将远大于风险。

（责任编辑：任刚 HF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