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农商行发债120亿获批，一季报不乐观

5月20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消息，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农商行）发行无固定期限的120亿元资本工具额度的申请正式获批，扣除相关费用后，发行所获资金将用于夯实资本。

《商讯·公司金融》注意到，广州农商行自2020年资产总额突破万亿后，其业绩表现一直不稳并逐步下滑。从行业贷款结构上看，房地产业作为其第二大放贷行业不良贷款呈现翻倍增长的趋势。而且，其内部管理层的问题也是一直不断。

一季度业绩不理想

董事长在2023年报致辞中提出，将“全面开展‘效益提升年’活动，拓市场、降风险、优管理、提效益，力争用2年左右时间实现盈利能力大提升。”

然而，广州农商行，在2024年开年的三个月时间里，就被缩水的资产规模和经营业绩弄的高兴不起来。

广州农商行一季报显示，截至2024年3月末，广州农商行的资产总额为12693.79亿元，较年初下降了446.63亿元，降幅3.40%；负债总额为11702.24亿元，较年初下降了472.77亿元，降幅3.88%。

除了资产规模扩增承压外，广州农商行在第一季度的经营业绩也是叫人难言乐观，2024年一季度，广州农商行实现营业收入40.79亿元，同比下降7.48亿元，降幅为15.49%；实现净利润14.67亿元，同比下降5.30亿元，降幅为26.55%，营收、净利润双双跳水。

事实上，广州农商行业绩拉跨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自2020年资产总额突破万亿，成为继重庆农商行、北京农商行后全国第三家总资产迈入“万亿俱乐部”的农商行后，广州农商行在业绩端的表现就不理想。

去年营收下滑不小

广州农商行前身为1952年成立的广州农村信用社，2006年完成统一法人改革并成立广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2009年12月完成股份制改革挂牌开业，成为广东省内第一家改制开业的农商行，2017年6月广州农商行在香港挂牌上市，成为广州地区首家上市银行，上市一年多后，于2019年向证监会正式提交了IPO申请，开始了回A之路。

但广州农商行这条回A的路可谓是走得磕磕绊绊，2020年末广州农商银行在上会前一日，突然宣布撤回IPO申请。这或许已经预示广州农商行的经营业绩不理想。

截至2019年至2023年年末，广州农商行分别实现营业收入236.57亿元、212.18亿元、234.81亿元、225.45亿元和181.54亿元；分别实现净利润79.11亿元、52.77亿元、37.76亿元、40.38亿元和32.60亿元，营收、净利在2023年跌至近五年以来最低金额。

虽然广州农商行董事长蔡建在2022年的年报中表示，将以“等不起、慢不得”的使命感，以“一年当做两年用、两步并做一步走”的紧迫感，来面对2023年。但结合实际来看，这似乎只是空喊口号，2023年广州农商行实现营收、净利分别实现181.54亿元和32.60亿元，分别较2019年下跌23.26%和58.80%，净利润较五年前直接腰斩。

从数据上看，广州农商行营收下滑和利息净收入脱不开关系，从营收结构我们不难看出，广州农商行的盈利能力重度依赖于利息收入，2019年至2023年，该行利息净收入分别为188.83亿元、176.47亿元、195.59亿元、185.82亿元和165.83亿元，分别占总营收比重的79.82%、83.17%、83.30%、82.42%和91.35%。

但在近年息差下行的大环境下，广州农商行2019年至2023年，净息差分别为2.65%、2.01%、2.00%、1.69%和1.39%，净息差收窄幅度不小，这也就导致靠利息净收入作营收顶梁柱的广州农商行，难以实现“一步并做两步走”的美好愿景，如果继续维持这样单一的营收结构，广州农商行的经营业绩可能依旧无法重回巅峰。

此外，在成本控制上，广州农商行的成本收入比由2019年的27.25%增长到2020年31.95%，在2021年成本控制先出现下降至26.08%，但并没有维系多久，2022年成本收入比就又增至31.37%，2023年更是达到36.08%，这无疑对其本就趋弱的盈利能力进一步增压，未来广州农商行在控制成本和提高收入方面依旧存在挑战。

票据贴现占比走高

广州农商行这种高比例依赖利息收入的在上市银行中并不多见。《商讯·公司金融》梳理其历年财报注意到，2019年至2023年末，广州农商行发放贷款及垫款总额分别为4799.68亿元、5689.26亿元、6576.63亿元、6919.72亿元和7313.18亿元，分别较上年末增长26.98%、18.53%、15.60%、5.22%和5.69%，放贷增速逐渐减缓。

2019年至2023，广州农商行对公贷款总额分别为3261.35亿元、3798.58亿元、4070.27亿元、4405.85亿元和4289.57亿元，分别占发放贷款及垫款总额的67.95%、66.77%、61.89%、63.67%和58.66%；个人贷款总额分别为1247.19亿元、1403.32亿元、1584.29亿元、1659.59亿元和1750.94亿元，分别占贷款总额的25.98%、24.67%、24.09%、23.98%和23.94%；票据贴现总额分别为291.14亿元、487.37亿元、922.07亿元、854.29亿元和1272.67亿元，分别占贷款总额的6.07%、8.56%、14.02%、12.35%和17.40%。对公贷款占比逐渐降低，个人贷款未有太大起伏，反而是票据贴现占比大幅提升。

从行业分布来看，广州农商行的前五大贷款行业一直集中在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房地产业、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以及建筑业。

2019年至2023年，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分别占公司贷款总额的13.03%、15.02%、15.18%、18.06%和16.33%；房地产业分别占公司贷款总额的14.24%、10.37%、8.98%、8.20%和7.26%；制造业分别占公司贷款总额的7.48%、6.80%、6.40%、6.97%和6.85%；批发和零售业分别占公司贷款总额的11.15%、10.88%、9.91%、8.44%和6.81%；建筑业分别占公司贷款总额的5.68%、6.89%、5.92%、5.36%和4.92%。

从资产质量上来看，广州农商行的不良率自2019年至2022年逐年攀升，分别为1.73%、1.81%、1.83%和2.11%，资产质量不断下行，不过好在2023年资产质量有所改善。2023年末，广州农商行的不良贷款率为1.87%，较上年末下降了0.24个百分点。

2019年至2023年，广州农商行租赁和服务行业的不良率分别为3.18%、3.42%、2.64%、3.57%和0.81%；房地产业不良率分别为0.26%、2.06%、1.00%、2.83%和5.92%；制造业的不良率分别3.63%、1.66%、1.54%、1.18%和1.36%；批发和零售业的不良贷款率分别为0.83%、2.22%、7.35%、7.60%和5.56%；建筑业的不良贷款率分别为0.41%、0.80%、1.54%、1.18%和1.36%。

2023年，广州农商行的不良贷款主要集中在房地产业，作为广州农商行的第二大贷款行业，截至2023年年末广州农商行在房地产业共计发放贷款及垫款总额为531.16亿元，较年初减少了36.41亿元，缩减了6.42%。房地产业的不良贷款为余额31.57亿元，较2022年年末增长了15.53亿元，增幅96.79%，一年时间不良贷款余额几乎是翻了一倍，占公司不良贷款总额的32.25%。就房地产目前的行业环境来看，广州农商行的房地产业作为其第二大贷款行业且去年的不良贷款呈现翻倍增长，这对于广州农商行来说确实是一个不好的信号。

利空消息不断

广州农商行的内控问题也一直被诟病不断，不仅被卷入信托纠纷，管理层在近年来也是动荡不止。

泛海控股有限公司2024年2月5日发布的公告内容显示，泛海控股的子公司民生信托收到北京金融法院送达的《民事判决书》，判决书显示，北京金融法院驳回广州农商行要求民生信托赔偿其投资本金15亿元及利息等相关费用的全部诉讼请求。

这起诉讼案还要追溯到2019年7月，广州农商行向民生信托认购的两笔信托产品，分别投资10亿和5亿人民币，但民生信托并未按照约定向广州农商行分配信托利益。

2022年8月5日，泛海控股收到子公司民生信托转交的诉讼材料。材料显示，广州农商行以营业信托纠纷为由，将民生信托诉至北京金融法院，请求解除与民生信托签署的相关合同并赔偿投资本金及利息、为实现权利支付的律师费和所有诉讼费用。

但目前广州农商行的15亿赔偿诉求均被驳回，这笔15亿的投资，未来能否收回成未知数，诉讼难度却增加。

除此之外，据广市纪检委3月19日披露公告显示，曾任广州农商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行长的易飞雪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易雪飞于2006年加入广州农商行，并于2013年被任命为行长，截至2023年2月，易雪飞因超过行长任职期限的监管规定辞去行长等职务，已经担任行长职务10年之久。

这并不是广州农商行唯一落马的高管，早在2019年8月，广州市纪委监委网站就曾披露，广州农商银行原党委书记、董事长王继康被查。王继康2009年加入广州农商行历任广州农商银行委副书记、副董事长、行长，党委书记、董事长职务，于辞任一个月之后接受调查；2020年4月，广州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受贿罪对其提起公诉。

2020年3月，广州农商银行原业务总监陈千红涉嫌受贿罪一案被报送至广州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同年4月，广州农商银行原党委委员、行长助理吴海峰因涉嫌受贿、行贿被提起公诉；7月，广州农商银行原党委委员、副行长、首席风险官彭志军（市管副局级）被广州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受贿罪予以逮捕。